山西运城的盐池可能是中国内陆中原地区唯一的巨型天然盐池。为了独享盐池之利，大明朝廷在前代的基础上，加高加厚了城墙，把整个盐池变成了城中之湖。
除了盐池，还有广阔的大海作为食盐的来源地。山东、两淮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沿海产盐地都设有都转运司或盐科提举司。在此之外，朝廷还在各地设有盐茶御史，俗称盐道衙门，事实上成为各地盐业专营的最高管理部门。
然而，朝廷的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，它们被傅崇奇一类利欲熏心的腐败官僚所掌握，成为了他们攫取巨额私人财富的工具。朝廷做了很多的努力，但有明一代的盐业岁入仅有前宋的零头，而且放进老百姓碗里的盐粒并没有便宜下来。袁世振在万历末年搞了一个纲盐法，成为了大明朝盐业专买制度彻底失败前的最后一次努力。
四川没有天然盐池，但有天然盐泉，自古以来便是食盐主产区。
古巴人很早就在三峡地区发现了天然的盐泉。虽卤水浓度不高，但仍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。古巴人利用这些财富，与不产盐的楚地换粮，曾一度建立了强大的国家，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军进入四川。为了打破巴人对食盐的垄断，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不仅指挥百姓营建了伟大的都江堰工程，而且还在百忙之余，顺便在成都附近挖出了几口卤水井，成为了四川井盐的开山之作。
盐井在宋代出现了技术革命，井盐产量越来越大。卓筒井使用了冲击式顿锉法，在井口直径减少的同时，使井深加大。目前富荣地区最深的盐井，已经达到了百丈的水平。
食盐专卖虽说是众所周知的暴利，但暴利的来源不是刚需，不是成本，也不是产量不足，仅仅只是国家这个暴力组织对它的强力垄断。因为人人吃盐，暴利也来自于人人，所以食盐专营的本质，就是一种人人难以回避的人头税。
暴利既然来自于专卖，那么任何走私行为都是对食盐专卖制度的破坏。
食盐专卖遭到破坏，得利是部分人，损害却是产业链上的所有人，包括私盐贩子。因为私盐走私犯获取的利润，来自于正盐销售价和私盐成本价之间的价差。正盐价格被私盐价格冲垮，那么这种价差缩小甚至消失，也会使私盐的存在丧失土壤。如果有人上奏朝廷取消私盐专卖，那么反对声音最大的，必然是私盐贩子。正盐与私盐，就像一对伴生的双子星，一个在明处，另一个永远在暗处。正如野的和专车一合法，正租必然上街示威一样。
大明朝的食盐专卖制度，到了崇祯十四年秋已经完全失败了。
以四川为例，数以十万记的盐引卖到了盐商手中，但是盐商根本不提货。盐商不提货，朝廷也就无法发出新的盐引，也就丧失了盐业专营的红利，这种现象被称为“盐引壅塞”。那为什么盐商不提货呢，是没有市场、或者是市场被外地盐冲击了吗？显然不是。四川井盐的成本虽然高些，但是杂质少，色白味纯粒细，没有苦味，比起海盐来，品质高出数等。再说盐是大宗商品，运输仓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较高，江淮海盐运到了四川，豆腐也盘成了肉价钱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川盐与淮盐的竞争中，在南直隶败多胜少，在湖广、江西市场有胜有败，而在四川本土市场，从无败绩。
盐商不提货的主要原因，其一便是因为私盐盛行的冲击。盐商提货，除了已经支付的盐引成本，还要补交官府为了搜刮盐利，挖空心思、巧立名目设立的各种费用。这些费用总称为“浮费”，浮费到底有多少，恐怕任何人都说不清，总之是“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，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”。如此一来，正规食盐的总成本迅速攀升，导致他们根本无法与相对廉价的私盐竞争。
化解了罗姑娘的担心，洪其惠立即在朝会上谈到了一个重要的商品——盐。
他的建议仍是包揽，以四川七百万人计，每人每年十斤，则需要七千万斤。若每斤加税二十文，则年入白银一百四十万两。四川盐税总额为七万九千多两银子，但各类浮费高出不少，具体包揽数字还要通过谈判去争取。若是包揽了盐业，减去正税和浮费，王府依然还有巨大收益。
洪其惠对盐业的主张，激起了一帮王府官的兴趣。他们开始交头接耳，议论起来，甚至不知何人竟提出，利用雅州到天全的茶马古道进行食盐走私。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，既然茶叶可以走私，为什么食盐不能走私？
……
面对大殿里的叽叽喳喳，朱平槿没有说话，他进入了思考状态。
盐是朱平槿早就关注的对象。早在他决定通过雅州茶叶走私时来赚取人生第一桶金时，他就把盐纳入了自己的视线。为了不过分触动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，招致他们的过快反击，当时朱平槿没有过早地触碰盐业。这大半年来，与盐相关的信息点点滴滴，逐渐丰富，为他描绘出一副四川盐业的真实图画：
除了川东云阳、大宁地区的天然盐泉之外，四川主要的盐种为井盐。井盐存在于四川和云南，四川又是主产区，产量是云南的十倍。四川盐井的分布范围很广，荣县、富顺县的贡井、自流井地区，犍为县和南部县并称三大井盐区。此外还有很多小的盐井，比如蓬溪、射洪、乐山等地都有盐井分布，甚至在成都东面左护卫的地面上，靠近龙泉山边，便有一座月产井盐数百斤的小盐井。朱平槿每天饭食中的滋味，大部分便来自于此。
朱平槿可以做私茶贩子。因为蒙的对，欲攫取盐利，必须包揽盐税、严厉遏制走私。打击走私的办法有两个，一个是降低正盐的销售价，使私盐无利可图；二是厉行查禁，增加私盐的违法成本。
降低正盐的销售价，除了降低成本、减少税收、增加产量，还要减少中间环节，降低物流成本。这必然损害到盐业利益链条上众多寄食者。
厉行查禁更难。查禁无非在产、购、销三条路径上下手。“产”就是在井口这个最直接的源头上着手。收税的人在井口坐着，卤水一出来，立即称量征税。但盐井口小隐蔽，跟房前屋后开掘的小煤窑一样，基层组织不健全很难知道；“购”就是允许私人生产，但产品只能卖给专卖机构，专卖机构加税后再卖给私人商贩。这难免会使一些偷偷煎出的私盐流向市场；“销”的事情就多了，四川所有的盐商都要变成官商，私人资本要全面退出私盐销售领域。
攫取盐利，增加产量也是极为重要的。傅崇奇的管家交出的账册文件显示，四川的食盐总产量尚且不足七百万斤，川内人均不足一斤。若加上广泛存在的私盐，实际产量翻一倍也只有人均两斤。难怪朱平槿在崇义庄吃饭，杨大爷为他准备的饭食中，是那么的少盐寡味！要增加产量，只能加大盐井的开凿量。而盐井的开凿，在这个时代那是绝对的。
“说曹操曹操到！”朱平槿感叹道，或许这正是包揽盐税的好机会！
注一：据万历四十四年户部尚书李汝华的记载：两淮岁解六十八万有奇，长芦十八万，山东八万，两浙十五万，福建二万，广东二万，云南三万八千，各有奇。以上合计116.8万两。四川、陕西解往边镇的盐课银额，合计约11.2万两。
崇祯皇帝在崇祯三年也想整顿盐业，但很快失败。
所谓“纲盐制”的内涵是：每纲盐引为二十万引，每引折盐三百斤，或银六钱四分，称为“窝本”，另税银三两，公使银三两，共计六两六钱四分，折合盐价约为每斤二十二文。请注意，这只是盐引这种以盐为抵押品的特殊有价证券的官方价格。有网文将其直接认定为官方盐价，大错特错。
注二：没有查到明末四川盐产量的数字，所以响木不负责任的参照了顺治八年的数字。但明末四川的主要盐产地，依然是川东盐泉。清初，四川井盐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，到康熙二十五年，川盐收购量已达5000万斤。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减，本省食用绰绰有余。
但上述的“爆发式增长”，是以明末数据为基础，还是以清初数据为基础，是产量迅速恢复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增产，响木所见的所有史料均含混不清。响木个人倾向于后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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