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便继续说道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辅佐天子，使百姓不迷惑。’能做到这些，就不必用严刑峻法，刑法也可搁置不用了。当今之世却不是这样，教化紊乱，刑法繁多，使民众迷惑而随时会落入陷阱。官吏又用繁多的刑律来控制约束，所以刑罚越繁盗贼越多。三尺高的门槛，即使空车也不能越过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门槛高的缘故。一座百仞高的山，负载极重的车子也能登上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山是由低到高缓缓升上去的，车就会慢慢登上去。当前的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很久了，即使有严刑苛法，百姓能不违犯吗？”
听完孔子的话之后，季桓子思索良久，看着眼前这位身高与阳虎几乎一样的人，不由暗自感叹鲁国竟然一时间出了两个庶人身份的豪杰——孔子是拯救鲁国乃至天下的圣人，阳虎则是几乎灭掉鲁国，也能祸患天下的枭雄。
随同季桓子一起离开的绿满、时北辰、蓝调和柳青，商议不妨去打官司的父子二人家里看看。四人行了几里路，便见到当事人，几人看了看时北辰，时北辰洒然一笑，走过去询问老人：“您为何不继续告自己的儿子？”
老人微微错愕，随即说道：“大司寇教给了我作父亲的责任。”
这时，老人的儿子刚从外面回来，时北辰又追问老人的儿子：“你觉得大司寇的做法如何？”
儿子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若是上一个大司寇，那么按照法律我当天就要被杀掉。”
时北辰笑了笑，继续问道：“是不是死亡让你体会到了活着的快乐？”
这位儿子摇摇头，哂笑道：“鲁国的政治苛捐杂税众多，我们老百姓能够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人到了重压不断的地步，哪里还会怕死？平常的日子里，我辛苦工作照顾家人，我的妻、子、父、母，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生活逐渐宽裕之后，我却不敢稍有松懈，一心想着赚到更多的钱。”
时北辰一愣，他没想到一个普通人也能有这样的认识，便问道：“难道大司寇让你们待在监狱里是对的？”
这位儿子说道：“父母逐渐老去，我心里未尝不将他们当作一种负担，力量已经不同于幼年，所以我可以顺着自己的心意打骂他们。但是，直到在监狱之中，我才想起已经同父亲之间有很久没有交流了。最初，我心里非常愤怒，过了几天，我开始想起小时候的事情，又过了几天，我开始和父亲谈自己平日的辛苦和委屈，父亲便告诉我他当年遭受的白眼与奚落，我听得时而大笑，时而痛哭。”
说到这里，父亲插嘴道：“正是由于和儿子的交谈，我才知道自己父亲当年的平凡与伟大，也明白了该多同孩子进行交流，多宽容、安慰他，而非一味苛责，将他继续当作需要我照顾和教导的婴儿。我想，他已经做好当一个真正的父亲的准备了，孙子慢慢长大，我的儿子将会超过我，成为一个更称职的父亲。”
话已至此，时北辰等人已经明白了孔子的用意，便回去找到老师，将所见所谓告知了孔子。孔子听后说道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！”
时北辰有些不解，便询问道：“既然齐之以刑，为什么那些作奸犯科的罪人仍旧能免于刑罚？”
实际上，这不单单是时北辰的疑惑，同样也是其他三人所面临的困惑，不但是柳青时代的问题，也是蓝调和绿满时代的疑难杂症。因为，先前季桓子已经提到，鲁国曾经有一个仗势杀人的地痞流氓却总能逃脱刑罚的制裁——这难免让人心生这法律是专为恶人保驾护航的想法，但鲁国的法律又确实规定了“杀人者死”。
可惜的是，“杀人者”未死，“不孝”的人却按照法律要被斩杀。同样是大司寇的职位，前一位大司寇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法律却不治杀人者的罪过，孔子这位大司寇，则免除了“不孝”之人被杀的危局。那么，法律究竟该如何行使和制定呢？是像前一位大司寇那样，放过恶人，追杀小罪吗？
时北辰清楚的记得，在自己的时代，国内和国外虽然在具体的庭审制度上有所差异，但总体而言，都存在不少凭借知名律师为自己洗脱严重罪名的行为，甚至一些贪污的事情也在严重损害着法律的名声。而现代法律的目的，也不是威慑，而是公正。
而在未来世界，由于经历了世界性的战争和叛乱，法律的威严更是面临严重的困境，虽然死刑在许多地方已经得到恢复，却是强者得以免脱，弱者才会被秉公执法，这让绿满和蓝调非常痛苦，因为他们的至亲和其他亲戚都曾为此付出过生命的代价，而这也是他们甘愿成为杀手的原因，组织曾告诉他们，只要暗杀掉历史上那些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，历史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纠正。
就在这时，孔子的回答打断了时北辰等人的思路：“就如同你们所见，鲁国的法律不可谓不严苛，定公与季氏用政纪来治理国家，用严苛的刑罚来惩罚百姓，但鲁国的犯罪率却依旧居高不下，连不孝这样的事情都要动用法律武器以杀人作为威胁。而那些祸害一方欺弱怕硬的小人，却因为勾结官府，凭借着自己的勇力而危害民人，又能凭借刑法的漏洞而屡次逃脱，逃脱之后愈加骄傲，以为自己是凭借着智慧而成功的。因此，不但这样的刑法存在很大问题，就连这种‘智’，也是完全弄错了方向。”
时北辰皱着眉头想了想，问道：“所以老师的目的，是希望定公和季氏能够用德行来约束自身，并用礼来身教言传，否则，定公和季氏都不遵行德和礼，老百姓又怎么能心服呢？”
众人这才明白，弭兵之盟后诸国都面临着世卿大夫瓜分公室权力的内患，因此，“刑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针对掌握实权的大夫以外的民人之工具，这些民人，包括次一级的世卿大夫以及庶人，但只要掌握实权的大夫们愿意，他们就可以用他们所谓的“刑”杀掉君主，换上他们心中的人选，也可以杀掉其他大夫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，更可以针对无权无势的庶人来个滥杀无辜。但国家因此出现问题时，这些滥用刑罚的掌权者，却又将一切错误归咎于“刑”，说这并非自己的错，而是“刑”造成的。
在春秋末期，唯独“德”和“礼”是普遍的，即使贵为天子，也需要遵德与礼。反观各国此时的“刑”，却仅仅是为掌权者以外的人所设立的东西。飘天文学_www.piaotiange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