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章
昭和二十三年，民国三十七年，1948年。
怎么定义这一年都可以，每个人都有各自计量时间的方式，这关乎他之前的岁月，和他独自的生活体验。每个国家也有各自的纪元，昭和，民国，公元，怎么定义都可以，都是一个意思。1948年之于中国、日本双方都是极其动荡的一年。国统区战火不断，物价飞涨，以至于民怨沸腾，暴动四起。□□正以飞速失去大陆，民心所背，四面楚歌，好不凄凉。日本则是更盛，战争失败，被迫投降，家无宁日，武运式微，加之广岛长崎的遭遇，几乎灭顶之灾，毫无回天之力。
昭和二十三年公历六月十九日，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投江自尽，轰动日本文坛，其遗作《Goodbye》永远未完待续。我知道这消息是三日之后，在此之前之前，我与女友提出分手，她搬出我家，离开中国，形单影只地踏往美利坚。
《Goodbye》的开头是：一位文坛大师辞世，告别仪式结束时，忽然下起了雨。
说来也巧，那天北平晴空万里，骄阳似火，蝉蜩聒噪。楼下留声机里咿咿呀呀地放着周璇的四季歌，那是女友最喜欢的曲子。她离开的时候，大约是因为匆忙，只收拾了一部分东西带走。屋子里到处都是她的东西，那样子，就好像是她只是出门去跳舞，打牌，买菜，或是参加聚会，不一会儿就踏着高跟鞋回来了。烟灰缸里全是她烦闷时点燃抽到一半，又随手放下的烟，厕所里有她的头发，她时常拿剪子修自己的头发，修得很不齐整，但凌乱也总是有艺术美感的。她涂嘴唇的时候，口红时常粘在镜子上，水桶里泡着我的衬衫，领口上面留着她的半个唇印，我很怕洗不掉，又怕它真的被洗掉了，于是放在桶里很多天，等一个下雨天来洗。
我下楼拿报纸，我家里一楼二楼全是有关她的记忆。我只好躲到阁楼上，从阁楼俯瞰北平，这条街上空无一人。夏日迟迟，时间缓慢，阁楼上听不到摆钟的声音，只有蝉鸣，蝉鸣声单调重复，我姑且认为时间是静止的。我盯着不远处那棵树，盯着它绿油油的叶子，人在情绪低落且无聊的时候喜欢胡思乱想，我在想，那树，是什么时候种在我家门前的？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那树就在了，这房子是民国初年新建的，建房子的人是个新派，于是这房子也是西洋式的装潢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房主人在门前种的是蔷薇和玫瑰，或许是月季，我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那是是带刺的花，小时候在花丛里穿过，被花的刺剌伤了腿，伤口冒出血来，血的味道是很腥的。那时候树和现在一样高，一样高吗？我没有测量过，我只记得，那时候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花，原来也是有刺的。
房主人从房子里走出来，问我在嘟囔什么。
我说，花，原来也是有刺的。
他说，那你以为呢？
我说不出所以然来，但是“花是有刺的”这个事实，确实吓了我一跳。时至今日我也说不上来我当时为什么对于常识这样惊讶，我那时候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，等房主人门前的花落了，我就该去上小学了。
我只记得房主人看着我的神情，无奈地笑了笑，和我说：
“只是这样的事啊，这样的事，以后还很多呢。”
房主人后来成了我的忘年至交，他死于民国二十一年，提到他，我总会说，民国多少多少年，这是根据他的生命来定的定义时间的方式。
阁楼里太热，我受不了。于是我回到我的书房，我本以为那里关于女友的记忆可以少一些，可是我的床上还放着她的长袜，她很久没穿的高跟鞋，那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，鞋跟太高，她穿着总是崴脚，可是每次和我出去吃饭，跳舞，看话剧和电影，她总会穿着那双高跟鞋。走路踉踉跄跄的，总是要我扶着她。她是个独立的女性，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很少会让我帮着她，但是我很享受她挽着我的时候。我们出去吃饭，跳舞，参加彼此朋友的聚会，看电影和话剧，回来总是很晚，叫不到黄包车，她筋疲力尽，穿着高跟鞋一瘸一拐，挽着我的胳膊，我脑海里总是会浮现一个矫情的词。
“春风沉醉的晚上”
尽管那时候她头上落着雪花，我俩冻得直发抖。
现在，她的高跟鞋，她的长袜，还有她的大衣都在，她什么都没带走，有关我的一切，她都没带走。她向来这样，她常说，他人即是地狱。
她没有带走我送她的高跟鞋，我买给她的订婚戒指，我送她的珠宝。我当然知道，她不缺这些东西，她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都能自己挣得。高跟鞋能挣得，珠宝能挣得，男人的世界里，男人对她的尊敬也能挣得。我满屋子地收集关于她的东西，想看看她带走了什么，回忆的过程及其困难。
好像什么也没有带走。我早就知道，但是真相大白的那一刹那，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瘫坐在地上。留声机里放的是周璇的天涯歌。
家山呀，北望，泪呀泪沾襟……
1937年，那会儿她在美国，写给我的信里说，美国听不到周璇，挠心抓肺地想听。我给她买了周璇的碟片，拿回家自己先听了一遍，听到“家山北望”那句，一下子没忍住，哭出来了。后来给她寄过去，她说她听到“家山北望”就哭了。收到她的信，新历年末，举国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遍全国，我没来由的，又哭了。
我那段时间最不愿提起“昭和”这个字眼，也不愿出门，我家门口挂着日本国旗，还写着“东亚共荣”的条幅，这都是被逼迫的，不这样做，日子不好过。可笑的是，我家门口还种着日本人最喜欢的樱花树，直到现在我还种着那些樱花，是我自愿种的。北平的气候不适合种樱花，为了让它成活，我费了不少功夫。那是再早些年的时候，我为了讨好一个我喜欢的日本姑娘，为了看她笑，为了她在中国也能看到樱花，为了她能在我家看到樱花。
我还做了日本的风铃挂在家门口，为了她学了日语，为了她改掉抽烟的习惯，为了她，每次和她聊到过去的日子的时候，总是说昭和多少年，大正多少年，当然，她也为我学过汉语，我们在一起聊夏目漱石，聊和歌与俳句，她说得多，我听得多，她走之后，我就去找她说过的书去看。当然，现在，我俩肯定回不去当年了。
只是不知道，她现在过的还好不好，我记得她说她有亲戚在广岛，我希望她昭和二十年九月的时候别去广岛走亲戚。
总之，她早就杳无音讯了。
北平的夏天的中午非常热，路上很少有人。几个要饭的在人家屋檐下打盹儿，黄包车夫没在揽活儿，即使大街上有个提着箱子的女人，他们也不准备去上前问询她去哪儿，挣她的小费。她明显是准备好出远门的。她从一条小道上走来，那小道通向的是一户种着樱花的奇怪人家的，那家里住了一个男人，前些年听说是做汉奸的。日本人被赶出去之后，他被人起诉，抓到监狱里去，听说是动用了裙带关系才保释出来的，当然，这只是坊间的谣传，有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。我们现在能凭眼睛断定的，只有路上提着箱子的女人的妆花了，至于是太阳晒化了，还是刚才哭花的，我们也不好断定了。飘天文学_www.piaotiange.com